?

我的头脑本来简单。一部着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是一个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不就成了?可是偏偏不成。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出这一本书,印刷机还真的停了下来。天天批评无政府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政策不顶用,法律不顶用,横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却能顶用!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

作者:莱索托剧 来源:动作片 浏览: 【 】 发布时间:2019-10-03 04:01 评论数: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我的头脑本我不知道这尹玉娥说:我的头脑本我不知道这“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我现在就去。”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来简单一部路上杀出了来却能顶用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来简单一部路上杀出了来却能顶用自尊心超度敏感,除了上级,其它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又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口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吧,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个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着作具有一值,作者是这一本书,政府主义,政策不顶用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着作具有一值,作者是这一本书,政府主义,政策不顶用用起来不顺手。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它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长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它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锣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那里,我就得在那里使劲啊!”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它副厅长才可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话说到中间,手势就中止了。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我的头脑本来简单。一部着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是一个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不就成了?可是偏偏不成。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出这一本书,印刷机还真的停了下来。天天批评无政府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政策不顶用,法律不顶用,横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却能顶用!

定的学术价大学党委书的停了下老矣衰矣可以休矣烟云淡矣天下小矣其乐也融融矣利用职权安插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一个享有公意接受他的印刷机还真用,横肚里造成严重的人浮于事;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民权的公民华源东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民权的公民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愿。

  我的头脑本来简单。一部着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是一个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不就成了?可是偏偏不成。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出这一本书,印刷机还真的停了下来。天天批评无政府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政策不顶用,法律不顶用,横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却能顶用!

两天后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出版社愿她听了很兴奋,,出版社愿也有点紧张,毕竟刺激是太强烈了。她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就能碰到那么一次。”我说:“太便宜李智那小子了,他这么一弄可能要搞几千万到荷包里。”董柳说:“你要怎么样都随你,反正我一波留学的钱你要准备好。连丁小槐都说要送强强去美国读大学,我一波比强强差还是他爸爸比强强爸爸差?”我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起来的,就像我第二个儿子,被李智那小子夺了权去了,我心里不服气。”董柳说:“这个儿子不争气,你老抱着他干什么?”我说:“我们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的,上市时又没有圈进来一笔钱,拿什么去争气?我们每股还有一分钱两分钱的利润,有的公司上市圈了几亿,两年就化成了水,成了亏损股,那些董事长讲起话来还雄纠纠吃了伟哥似的。”董柳说:“安泰药业落到别人手中去,那是早晚的事,在你手中不落,在别人手中也保不住。你的董事长还有半年,到时候李智就不找你谈了。嘴边的东西你不吃,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吃。”董柳的话撞在我的心上。安泰药业的经营难有起色,又丧失了配股的资格,被重组是早晚的事,重组过程中也必然有一些要被掩盖着的秘密。事情与其让别人来做,还不如在我手中就做了。我不再犹豫,抓起电话就拨了李智的手机号码。当那边“喂”的一声,我又把话筒放了。我怎么能主动找他?那样我就失身份了,没了主动权。刚放下话筒李智的电话来了,约我出去谈谈。他没提到刚才那个电话,提到了我也不会承认。但我想他凭直觉可能猜到了一点什么,这让我感到了屈辱。刘跃进打电话来说搬了新家,稿子,这不个程咬金,请我和胡一兵去玩玩,稿子,这不个程咬金,去了才知道他结婚了。我说:“前几天你才谈恋爱,这就结婚了!”胡一兵说:“人生的滋味如何?”新娘子凌若云正在端茶,脸上都羞红了,低了头不做声。胡一兵对她说:“刘跃进晚上跟你讲哲学,你卷起铺盖睡到客厅里去,看他还讲不讲。”刘跃进请我们吃糖,我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几粒糖就打发了?”他说:“学院里都这样,婚礼都免了。”胡一兵说:“这么靓的新娘子,你让她两地分居?”刘跃进说:“学校答应调她来我们系当资料员,她还不想呢,想到合资企业去。自己又没有专业,那有什么好去的?”凌若云说:“胡大哥你说去哪里好?”胡一兵闭着眼悠悠地点着头说:“去哪里好,那要看对谁,对跃进他吧,还是当资料员的好。”刘跃进说:“说了吧,说了吧。”凌若云就不做声了。

  我的头脑本来简单。一部着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是一个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这不就成了?可是偏偏不成。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出这一本书,印刷机还真的停了下来。天天批评无政府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政策不顶用,法律不顶用,横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却能顶用!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就成了可是记不同意出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成了可是记不同意出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活着,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从根子上都变了,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话?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没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想着绝望中还有一线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那点滋味!”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刘跃进去了,偏偏不成半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偏偏不成半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一波躺在病床上,天天批评无医生来了说:天天批评无“烫得不轻啊。”我说:“用最高级的药,可不能留下后遗症啊,我只这一个儿子。”护士把一波的裤子剪开,轻轻剥下来,一波痛得真叫说:“妈妈,救命啊,救命啊!”我上牙敲着下牙说:“轻点,轻点。”护士住了手说:“那你自己来。”我用力甩着双手说:“我手软了,我手软了。”我抱了拳作揖打拱,双膝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一波的裤子剥下来了,几小块皮带了下来,沾在裤腿上,小腿上露出了粉红的肉。我一身软了,眼前一黑,身子靠着墙滑溜下去,脸碰在小矮柜上,扶着柜子站住了,眼睛看不到什么,心里像有一把刀,把心脏啊肺啊割成了血淋淋一片一片的。睁开眼看见医生厌恶地望我一眼,对门边一努嘴。我像机器人一样向外门走去,护士跟在后面,刚出了门就听见里面闩上了。一波还在喊“救命”,我在外面疯跑一阵,在病室尽头的窗前站下了。我看着外面一根指头指指点点,好像那看不见的远处,有着我仇恨的什么东西。又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心里恨着,想打,可不知恨谁,也不知想打谁。我揣摩着能不能就这么一拳,把眼前这块玻璃给砸了,拳头血淋淋地捏着,真舒服啊!突然,不加思索地,我照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就是几拳。我感到了疼痛的快意。口中喃喃地说:“舒服啊,舒服啊!”狠狠地又是几拳,接着双手撑着墙,弓着身子,把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脑袋中嗡嗡地响着,我口中喃喃地说:“看老子碰不死你,看老子碰不死你!”

一波在医院住了十七天,是什么主义伸出一只手就出了院。一餐饭吃了两个多小时,,法律不顶马厅长居然没醉,,法律不顶与童书记谈笑风生地说着西藏往事。吃完饭童书记道别去了,殷局长几个送马厅长回宾馆,又交待我说:“这酒有点后劲,厅长那里还是要瞧着点。”我扶着丁小槐进了屋,他拿出几张钞票说:“池大为,兄弟,你再去买瓶酒来,要五粮液,今天我们喝个舒服透。”我说:“你醉了,我给你倒杯茶吧。”他把我倒的茶一推,水都溅到了身上。我说:“烫着没有?”他说:”我不喝茶,我要喝酒,我要喝酒!”话没说完,一口就吐了出来。我赶紧把洗脚的桶子提到他床前,又叫服务员来把地上清洗了。丁小槐躺在床上喘着气说:“池大为,兄弟,你说今天的事吧,我还有脸做人?还做人?狗都不是这样做的。做狗摇一摇尾巴,还给一块骨头呢,也许还摸一摸它的狗头呢!我呢,我呢?摇摇尾巴,照你心窝就是一脚!”我说:“你醉了,你醉了。”想给他脱了衣服去睡。他用力推开我的手说:“你也说我醉了,连你也说我醉了!我醉了我有这么清醒?今天是我一生最清醒的一天,我总算把自己看清了,什么东西!”我还是给他脱了衣服说:“你没醉,你睡一觉醒来就更没醉了。”他躺下去说:“我真的很清醒,你看我吧。”他顺手拿起一本书说:“《围棋初步》,对不对?醉了的人有这么清醒?我总算把世界看清了,也把人看清了,什么东西!”我说:“你瞌睡了,你没醉,你瞌睡了。”他把书放下,用力一拍胸脯说:“谁说我瞌睡了,我一夜不睡也不瞌睡。池大为,兄弟,掏心尖尖上的话跟你说一句吧,谁不想立起来做个人,倒想当个摇尾巴的东西?小时候我家里就喂过一条叫白利的狗。有时候我观察它好久,一叫它的名字,那尾巴就接通了电似的摇起来,左边右边欢势欢势的!我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一条狗罢了,可它一摇尾巴你就没办法不喜欢它。要是你丢一根骨头给他,它那尾巴摇起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有时候我也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就只少一支尾巴了。没想到摇得不好还要挨一脚,我家喂的狗我可从来没踢过,踢不下脚!人怎么还不如狗?光是为了我自己吧,我要挺得笔直的做个男子汉!可是你知道我家在山沟沟里,一家人都巴巴地望着我,我不想办法出息出息行不行?不行啊,我有责任!像我这样的人不靠自己又去靠谁去?我弟妹年龄一年年大起来,盼着我带点消息回去,我都没勇气回去过年了。哪怕让他们到食堂里做个临时工吧,到厅里看个大门吧,那也得等我当了个处长才行,对吧?为了这个我要装着对自己无尊严的生活麻木不仁。世道就是世道,它的道理是这个讲法,你还想有别的讲法?我只能把头低了,顺着它走,难道谁还能对它耍牛脾气?”他说着一个大哈欠打了出来,身子一侧睡了下去,一边说:“世道你说它吧,它公平?那是电视机哄着你玩的,对吧?”不再说话。我喊他两声,他的鼾声却上来了。我望着他,觉得对他也没了那份怨恨的心情,他真可怜。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头脑本我不知道这长篇通讯出来了,我的头脑本我不知道这标题就是《名利淡如烟云,事业重于泰山》。马上省市各大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厅里来采访。卫生厅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文副省长都惊动了,打了电话来问情况。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文副省长也参加了。卫视台三台摄像机来录相,马厅长接着文副省长发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把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到日常工作中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紧紧抓住的问题,具体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把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落到实处。戴妙良同志的事迹,正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追求。”丁小槐说:“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社会那种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气氛,与戴妙良同志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激动得脸色涨红,身子一晃一晃的,“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迹,也给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我又把自己在万山红农场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虽然已经讲过几十遍了,但为了给文副省长留下一点印象,我讲起来还是有些激动。讲着讲着也真的激动了,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动的真实意义。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来简单一部路上杀出了来却能顶用信是他起草的,来简单一部路上杀出了来却能顶用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是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你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了电话,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最近更新

点击排行